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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上，开封曾经是夏朝、战国的魏，五代后梁、后晋、后汉、后周，以及北宋和金朝的都城，故而有“八朝古都”之称。而其中，北宋建都开封168年，创造了灿烂的物质和精神文化，使开封享誉世界。

因水而兴

开封之所以能够成为古代的都城，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良好的水环境，是一座典型的因水而兴的城市。

960年，后周大将赵匡胤发动了“陈桥兵变”，夺取后周政权，建立宋，史称北宋。宋太祖赵匡胤暂时把都城放在开封，但有一个问题始终萦绕在他的脑海里——开封在地形上的明显弱点。

开封地处豫东平原，周围一马平川，非常不利于防御，作为都城是很不安全的。所以，976年，当基本完成全国统一后，他带领一批亲近的文武大臣到他的出生地洛阳进行考察，并在这期间说出了迁都洛阳的打算。宋太祖还告诉大臣们：不仅迁都洛阳，将来还要迁都长安，依托山河拱卫的优势，以求得天下安定。

此话一出，文武大臣竟然没有一个表示赞同的，几乎都投了反对票，反对理由主要集中在两点：

第一，开封有汴渠漕运的便利条件，京城百万百姓和数十万士兵都仰仗汴河的运输。水路运输是古代首选的物资运输方式，较陆路运输有很大的优越性。隋炀帝时期，组织开挖了南北大运河，主要也是出于便利南北运输的需要。大运河共分为四段：永济渠、通济渠、邗沟、江南河，通过这四段运河把海河、黄河、淮河、长江与钱塘江五大水系连为一体。连接黄河与淮河的这一段叫通济渠，唐宋时期改叫汴渠或汴河。

唐朝以前，我国的经济重心在北方的黄河中下游地区，“安史之乱”以后，北方经济遭到巨大破坏，我国经济重心转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，都城粮食和物质供应的大部分都要依靠大运河从南方运输到北方，临近汴河，无疑更有利于得到这些供应。若迁都洛阳和长安，水路运输要经过黄河，漕粮调度将困难重重，都城粮食和物资供应无法得到保证。

第二，五代以来开封就是都城，宋朝建立后十多年也都定都在开封，国家的根本已经稳固，不能轻易动摇。

但宋太祖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，君臣之间一场唇枪舌战，辩论到最后，有一个人站了出来——宋太祖赵匡胤的同胞弟弟赵光义，也就是后来的第二任皇帝宋太宗。他在强调了汴河运输的重要性之后，说了一句话给这场争论画上了句号：在德不在险（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十七）。意思是，都城选择在哪里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帝王有没有德行，要以德治国，不要一味凭险据守。

这句说辞十分尖刻又很微妙，而且话里有话、绵里藏针。“在德不在险”意味着：一、保卫都城的安全首先要靠君王的德行；二、只有无德之君才只凭险阻来保卫京城，难道宋太祖承认自己是无德之君吗？宋太祖无言以对。

据《宋史》和《资治通鉴》等相关资料记载，赵光义曾参与宋太祖“陈桥兵变”，是开国功臣。北宋建立后，他以晋王身份兼任开封府尹长达16年。在此期间，他大力培植自己的势力，逐渐在开封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关系网。一旦迁都，这个关系网就可能失效。

不管怎样，晋王说出这句话后，宋太祖没有再坚持迁都。如此，开封作为北宋的都城算是稳定了下来。

我们回头分析这场辩论的过程，其实会发现辩论的焦点主要还是围绕汴河展开。“在德不在险”的说辞只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加重了建都开封的砝码而已。所以，汴河改变了开封城市的命运，使它在与洛阳和长安的博弈中笑到了最后。

清明上河

北宋画家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，描绘了北宋末年都城开封的城市景观。这幅画全长525厘米，其中汴河就占了240厘米。画面中，汴河上停泊着很多船只，据统计共有28艘，其中大部分是运粮船。这个画面使我们仿佛看到了当年汴河繁忙的水运情景。

《水浒传》中的杨家将后代“青面兽”杨志，曾经押送过花石纲，从太湖地区通过大运河运送奇花异石到东京开封，建造皇家园林艮岳。他还押送过生辰纲，但两次押纲都出了事，押送花石纲翻了船、押送生辰纲被劫。因为押送的官物价值连城，赔不起，才被逼上梁山。

杨志押纲的故事说明，为了保证汴河运输的粮食和物资能顺利到达开封，北宋政府采取了三项措施：一，设立专门的漕运机构。这个机构叫发运司，专门负责大运河运输。二，组建纲船队伍。由政府拨出专项资金在南方地区打造大约6000艘运输船，每10条船分为一组，叫一纲。三，指定押纲人员。每组纲船派遣1~3名中下级军官或大户人家子弟随船护送，称为“押纲”。如果运输过程中发生官物被盗或船只沉没等事故，押纲人员要负责全部赔偿，否则轻则降职，重则入狱。

但风险往往与利益相伴随，那就是“夹带”，即运载私货。为了提高押纲人和船工的积极性，宋政府规定，漕船80%的运载量用于装载漕粮和货物，另外20%允许“夹带”。

根据大运河运输船的载重量计算，每船夹带的私货有5000斤到1万斤不等。一般是来自江浙一带的土特产品，比如丝绸、瓷器、竹木器、海货、香料等，多是东京开封市场稀缺、市民又非常喜欢的商品。回船的时候，再从开封携带一定数量的商品运到南方去卖。一来一回，收入不菲。

随着“押纲人”押送的漕船以及大量的“夹带”货物进入东京开封，又引出另一个与大运河运输有关的问题：《清明上河图》的命名。此幅画为什么叫“清明上河图”？关于这个问题，直到今天也没有统一的说法。在我看来，这还是与北宋汴河的运输制度有关。

汴河运输的关键是汴河的通畅。但汴河引用黄河的水作为水源，泥沙含量大，所谓“一碗水半碗沙”，久而久之，必然造成河床淤积。为此，从唐代开始就形成了汴河的清淤制度；到宋代，清淤制度逐渐完善。

当时采用的办法是：在汴河河床底部，铺上石板石人，作为标志，每年征发丁夫清淤，清理到石板石人为止。每年如此，已经变成经常性的工作，老百姓也没有感到太大的负担。这种清淤制度在北宋中后期有所松懈，从每年一清淤，变成了每两年或三年一清淤，但基本还是坚持了下来，保证了汴河通畅。

但清淤带来另一个问题，即清淤期间，必须先关闭汴河在黄河的引水口，然后把汴河河床的水排干。这就意味着，汴河并不是全年通航。

按照惯例，汴渠在农历十月关闭引黄的河口，重新打开汴渠河口的时间是来年农历二月。这样算来，汴河每年要停航大约4个月，每年通航时间只有200多天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对东京粮食和物资的供应。几乎整个冬天，东京的城市消费供应不得不依靠国家库存的粮食、物资，极度短缺时就得通过陆路运输。

所以，100多万人口都盼着汴河开河。而每年开河后，发运司发运的头纲船进入东京的日期，正是在清明节。这一天，近万艘船只在汴河里绵延数十里，十分壮观。开封的人们纷纷走出家门，到汴河观看漕运盛景。不过，吸引东京市民纷纷来到汴河，还有别的原因：

其一，清明节是东京的重要节日。据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记载，清明节是北宋东京的一个重大节日。节日期间，皇帝要带领文武大臣隆重举行纪念介子推的活动；市民百姓则到纸马铺买上坟祭品，去郊外扫墓、踏青。

这些活动在《清明上河图》中都有所反映：图中的第一部分即描绘了市民到郊外扫墓而归的情景；在虹桥附近则有一些商铺摆出上坟用的纸马。张择端以汴河为主线，烘托出了清明时节都城开封的清平和乐。

其二，到河市上交易。清明节这一天，大量漕船进入东京，漕粮储放在东京外城的几个国家粮仓里（汴河东水门外之虹桥附近的元丰、顺成、广济、富国、永丰等仓）。漕船上夹带的私货则随船进入城内，汴河两岸就形成了清明“河市”。

河市是一个临时交易场所，使汴河两岸的城市地块成了寸土寸金的风水宝地。政府享有优先使用权，在汴河两岸设立了众多停船的码头，存放货物的堆垛场，水磨、茶场等。其他空地，政府以租赁的形式交由商人经营，经营者向政府缴纳一定数额的课税。

在汴河两岸，还大量出现了一些做临时买卖的地摊。据史书记载，北宋后期，由于摊贩不按规定摆摊设点，占道经营，影响了桥路的通行，政府曾多次下令禁止在虹桥等城内的主要过往桥面上经营商品。但政府的规定看来效果并不明显。从《清明上河图》所绘的虹桥上可以看到，桥头搭有凉棚多处，还有大型的遮阳伞，棚伞之下是各种摊贩正在贩卖物品。

随着清明开河，还有其他大量的船只，比如商人、官员进京，士子游学，外来使节来京……因此，清明节对于东京人来讲有着特别的意义，整个城市一改冬季汴河停运时的萧条，呈现出勃勃生机。

张择端虽然不是开封人（他是山东诸城人），但曾长期在开封游学，对北宋末年东京城市的生活是非常熟悉的。他选择了清明节这个东京最有特色的时间，抓住了大运河这个最为重要的线索，描绘了北宋宋徽宗宣和年间（1119~1125年）汴河两岸的繁华景象，为我们留下了一幅千古名画。

夜市之源

《东京梦华录》里用“八荒争凑，万国咸通”来描述东京开封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。现代社会，夜生活已经成为城市生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。追根溯源，大规模的城市夜市的起源地是在北宋的开封。

在北宋以前，都城居民是没有夜生活的。比如，唐代的长安和洛阳，普通百姓都居住在“里坊”，四周有高墙，每天晚上以街鼓为号令定时关门，全城宵禁，长安的大街上就没有行人了，只剩下了当空明月。如果谁敢夜里出门，叫“犯夜”，往往要受到极其严厉的处罚。

比如，唐宪宗元和三年（808），一个宦官小头目郭里旻，因为晚上喝了酒，没有及时回到宫里，结果在大街上被巡逻的士兵抓到，当即杖杀。只有在特殊时候，比如元宵节举行灯会，或者皇帝登基、皇帝寿辰等，才暂时取消宵禁三两天。在这种里坊制度下，居民生活不自由，更没有夜市和夜生活。

到了北宋，开封的坊墙已经不复存在，代替里坊制度的，是一种全新的开放性街市制度。这种街市在《清明上河图》上可以看得很清楚：汴河两岸熙熙攘攘的人流，街道两旁疏密有致的房屋，以及随处可见的自由交易、悠闲自得的市民等。

从严格的里坊制度到开放的街市制度的转变，经过了一个复杂的过程。而就开封城市而言，带来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有两点：

第一，大运河贸易往来影响了城市格局。隋唐以来，开封就是一座大运河城市，大运河沿岸城市大多是由于频繁的物资交流和商品交换形成的，沿河两岸很容易形成自由交易的市场，因此具有明显的开放性。

第二，无法恢复里坊制度。据史料记载，北宋建都开封，曾经试图对东京城市按照隋唐里坊结构进行重新规划，却面临一个最突出的问题——拆迁。它有两难：一是成本巨大，二是有可能引起社会动荡。北宋政府权衡利弊，最终放弃了里坊式的城市规划，基本保留了原有的城市格局。

这是中国都城乃至城市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大变革。

都城是封建国家的城市样板，都城采取什么制度，地方的一般城市就可以仿效，只是在城市规模上不能越轨、不能逾制。所以，北宋东京采取了开放式的街市结构，就意味着全国其他城市也允许以这种形式存在了。

开放式的街市结构使城市居民的生活获得了空前的自由：其一，居住自由。除了皇宫、府衙，在城内可以自由选择居住地点，只要你有钱、只要你愿意。其二，出入自由。只要拿上自家钥匙，你愿意什么时候回家，就什么时候回家。其三，买卖自由。原先城市的商品买卖被限制在东西两市，唐代的长安城就是这样，而北宋的东京城内到处都可以是经营的场所，甚至在专门用于皇帝出入的御街两旁也出现了商铺。

由于不再“宵禁”，开封的夜市也是在北宋时期形成的。丰富的夜生活开始成为普通市民生活的一部分，开封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座全天候的不夜都会。

据史书记载，开封的夜市形成于宋太宗（976~997年在位）时期，到宋仁宗（1022~1063年在位）统治时期，规模已相当庞大。经营夜市的地点也有好几处，《东京梦华录》中用了大量篇幅描述蔡河上的龙津桥、汴河上的州桥，以及市中心马行街等处的夜市，描述夜市上花样繁多的饮食小吃。直到现在，这些区域仍然是开封主要的夜市区。

北宋福建诗人刘子翚青少年时曾跟随在京城做官的父亲在开封生活，一直到28岁。北宋灭亡后，他逃亡到南方的杭州，回想起在开封的美好生活，写下《汴京纪事二十首》，其中有一首写道：“梁园歌舞足风流，美酒如刀解断愁。忆得少年多乐事，夜深灯火上樊楼。”

夜生活在北宋都城开封的出现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：首先，它延长了城市居民的生活时间，开启了全日制的生活方式。其次，它激发了城市居民的想象力和创造力，为更丰富的文化创造提供了条件。也只有在朦胧的夜晚，人们才能发现“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，灯火阑珊处”那样美妙的人生体验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开封是我国近现代城市生活的源头，在我国都城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

（作者系河南大学教授，《百家讲坛》“六大古都”“黄河上的古都”“丝路上的古城”主讲人）